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团级干部，伤亡惨重)

1988年11月7日，贵州省内突然发生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凡普通的跛脚老人，在走完78年人生道路后安祥辞世。消息传开，家里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收到了全国七大军区相继发来的唁电，就连胡耀邦总书记也在百忙之中至信慰问亲属。

刚辞世的跛脚老人究竟是谁？他的人生旅程究竟有何传奇色彩？为何他的辞世会牵动国家要害部门的神经？

跛脚老人名叫孔宪权，看起来平凡普通，在文革中还因挨批挨斗差点丢了命，但他其实是个有传奇身世的人。因为某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命运，他曾被迫在贵州的深山老林隐姓埋名15年。为了养家糊口，他在隐居期间不得不拖着残缺的身躯，四处打工赚钱；但是只要机会来临，他就如同重见天日的金子，立即发出耀眼光芒。

孔宪权晚年照片

孔宪权，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寒家庭。当秋收起义余部抵达罗霄山脉中段，成功创建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时，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孔宪权突然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报名参加红军。先在彭德怀手下担任通信员，不久提升排长。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各级指挥员表彰。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年满21岁的孔宪权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孙宪权全程参与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为团级干部。尽管全身多处受伤，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愈战愈勇，被黄克诚誉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有勇有谋，在红军中本该有大好前途，怎么突然间变成跛脚泥瓦匠，像孤魂野鬼长期游走在贵州大山深处？

这一切都要从中央红军长征说起。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当时孔宪权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侦察参谋，是师长洪超和政委黄克诚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在突然敌人前四道封锁线之前，孔宪权所在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一直是前卫部队，战斗极其频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最先打响的“百石战斗”，就是由红四师最先打响的。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师长洪超当场牺牲，成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个红军师长。

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战场遗址地：江西信丰县百石村

先后经历湘江战役、通道转兵等重要历史事件后，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贵州胜利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层，红军从此开始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并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为打破敌人围追堵截，重新寻找有利战机，毛泽东以非凡智慧，组织实施“四渡赤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2月为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从云南扎西挥师东指，重新回到贵州二度赤水，著名的“娄山关战役”打响。此时孔宪权担任十二团作战参谋，负责突袭敌军指挥所。他原来担任师侦察参谋属团级干部，怎么突然变成了团参谋？原来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惨重，部队被迫缩编，原有的师级建制已经被取消。

1935年2月26日，孔宪权率突击队从娄山关南侧突击，计划端掉设在黑神庙内的敌军指挥所。但是当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至距离敌指挥所仅百米左右位置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突然抵达。

娄山关战斗遗址

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对红军突击队发起一轮又一轮打击。但孔宪权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身先士卒，带领红军战士大量杀伤敌人。通过一轮又一轮较量，敌人已经发现孔宪权就是现场指挥官，立即调动机枪进行重点扫射。

随着一连串密集的弹雨飞来，孔宪权陡然倒地。虽然左胯骨连中六枪，但他不愿就此收手，一个翻滚就滚到公路边的水沟，凭借障碍物继续用手枪射击。孔宪权以顽强的作战意志，强忍钻心的伤痛，一连击毙数名敌军，最终等来战友的火力支援。

战斗结束后身负重伤的孔宪权被紧急送往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那里是红军设立的临时医院，到处挤满各地送来的重伤员。年仅18岁的胡耀邦当时是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的总支书记，正带着宣传队准备进入遵义城维持秩序，被敌人飞机投射的炸弹突然炸伤，也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改成的临时医院里，胡耀邦亲眼见证了孔宪权的勇敢与坚强。

孔宪权的伤情决定了必须接受手术，但当时已经找不到麻醉剂，医生只能用“鸦片水”代替。为了取出那些被子弹击碎的碎骨，医生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到了晚上由于神志不清，大脑似乎依然停留在战火硝烟的场面中，嘴里总是不停地喊着“冲呀”“杀呀”。胡耀邦后来回忆说：“孔宪权就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他叫了一晚上，搞得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个故事后来在红军老战士中引为笑谈，知道的人非常多。

红军长征属于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支撑，重伤员很不好处理。既不能随意抛弃，又不能随军带走，有时真是两难。为此红军总部曾作出这样的规定：团以上干部用担架抬着走，营以下人员就地安置；团以上确实无法随队的，留大洋300元、卫生员和通讯员各一名，就地打群众掩护。

孔宪权之前是师参谋，属团职人员；但现在是团参谋，又属营级人物，而且伤情极其严重。但他以胆大勇敢出名，屡山关战斗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战斗也不是很激烈，所以红三军团暂时给了他特殊待遇，用担架抬着他走了一段时间，希望他能够尽快好起来。

担架抬伤病员行军

部队几经转战，来到了遵义城以西地区的黔西县岚头街。这个地方现在隶属于贵州省金沙县岚头镇。街道内有一处大宅子，是开明地主宋少前的家，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宋家虽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与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有本质区别，施乐好善，在当地口碑很好。他家宅阔院深，又开有中药铺，对红军很友善，拿出许多粮食和药物救助红军。当时有许多红军伤病员就安置在他家。

过了一段时间，红军准备远征，而孔宪权的胯骨早已被打碎，伤口始终难以愈合，伤情一直不见好转。部队出发之际，军团不得不作出决定，按照团级干部休养待遇，留下300块银元及医护、警卫各一名，将他留在宋少前家里休养。如果是普通伤员，当然一般发10至15块银元。

据孔宪权后来回忆，首长与他话别时不仅派人给宋少前家拍了照片，还给宋少前留下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我们已拍有照片，到时候会回来检查的。”

红军长征期间孔宪权安置地示意图

其实宋少前虽然是大财主，但心眼不错，对红军也一直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医术。在宋家的关心照顾下，孔宪权的身体逐步好转，但当他能下地行走时，却发现左脚比右脚短了近10厘米。身体虽然愈合，但身体已经残疾，走起路来总是一脚高一脚低，自然而然被人们称之为“跛子”。

“跛子”毕竟是红军团级干部，伤好后当然希望追赶部队，可红军早已走远，他既无消息来源，身体又不方便，该到哪去寻找部队呢？

听说孔宪权要走，宋少前坚决反对，一方面以他身体已残废为理由，劝他不能再行军打仗；另一方面总是强调首长离开之时的嘱咐。思前想后，孔宪权答应了宋少前的要求，还是决定就在这安心养病，说不定哪天红军就回来了。

1936年底西安事变暴发，孔宪权在报纸上已看到所属部队的消息，他想要离开这里去延安，但宋少前仍然不同意，反过来求他：“你不能走呀，假如几年后红军回来了，看到你不在这里，我怎么办？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曾保护了你？看在我救了你命的面子上，你就为我也着想一下吧。”

孔宪权既想回归自己的部队，又不能伤了救命恩人的心，左右权衡，还是留了下来。但是，他不能坐吃闲饭呀。虽然自己脚残疾了，但是还有手呀，歪歪扭扭的也还是能够走呀。

孔宪权经过一番痛苦思考，最后决定还是离开宋少前的家，就在救命恩人的周边地区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为此，他打发走了组织上给他留下的医护和警卫。在这一点上，宋少前始终拗不过他，只能随他的便，但总是给予必要帮助。

于是人们就开始看到一个跛脚货郎，经常挑着货郎担，行走在乡村集镇。后来这个跛脚货郎竟然学会了泥瓦匠手艺，又开始颠着脚四处打工赚钱，久而久之被当人称之为“跛子瓦匠”。

泥瓦匠场景图

又过了一些时，孔宪权开始把家安在遵义县枫香镇境内。这里离他的救命恩人宋少前所在的金沙县岚头镇并不太远，两人之间经常有走动和来往。

要是没有奇迹出现，孔宪权很有可能就在遵义的穷乡僻壤，当一辈子“跛脚泥瓦匠”。可是，世界上有时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1951年的某一天，遵义县枫香镇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美式吉普车。当时汽车极其少见，属稀罕物。像这样的车在整个遵义地区也只有一辆。人们都在看稀奇，想知道车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追着汽车朝前跑，跑着跑着，汽车开到“跛皮泥瓦匠”家门前，嘎地一声停下来。

孔宪权隐居地枫香镇位置示意图

乡亲们眼睁睁看着几个大人物走进“跛子”的家，然后又恭恭敬敬地请他出来，最后又一起坐上汽车，径直开到了区政府。

接着就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跛子”被任命为副区长，将参加这里的行政事务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一下子蒙了，都在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跛脚的泥瓦匠到底有什么来头，居然由普通老百姓一夜间就成了共产党的大干部？”

后来当地人慢慢得知，原来这个“跛子”真的不平凡，居然是隐居在此的老红军。

隐居在遵义枫香镇的孔宪权，其红军身份是如何被当地政府突然发现的呢？

事情也是凑巧。有一天孔宪权正像往常一样外出做泥瓦工。休息时发现有一张报纸，随手拿过来瞟了一眼，居然有惊天大发现。那张报纸上赫然印刷着杨勇、苏振华的大名。他心头一紧：他们不就是我做梦都想找的战友吗？

对杨勇和苏振华这两个人，孔宪权实在是太熟悉了。当年红军攻打娄山关，孔宪权是红三军团十二团侦察参谋，在现场带队冲锋，团长、政委就是杨勇、苏振华。

孔宪 权的老战友杨勇（左）和苏振华

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怎么同样出现在贵州的报纸上？

原来在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吹响进军大西南的号角，很快就占领了贵阳，贵州全境获得解放。1950年春贵州军区宣布成立，司令员由率部解放贵州的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担任，政委由第五兵团政委苏振华担任。这个喜人的消息很快就发表在报纸上。

突然间看到这张报纸，孔宪权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老部队打回来了，我的老部队打回来了。15年了呀，我的老部队终于打回来了。”

他立即辞工回家，赶快找出纸笔开始给杨勇、苏振华写信。信中称自己并没有牺牲，只是身体有所残疾，但仍希望能有机会为党工作。

陡然收到孔宪权的来信，杨勇、苏振华惊呆了，惊喜之余立即复信：“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着。”同时赶快把孔宪权还在人世的消息，立即电告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

黄克诚是当年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既是杨勇、苏振华的老领导，也是孔宪权的老领导，还是孔宪权的入党介绍人。长征途中孔宪权被安置在贵州境内的宋少前家中养伤，就是经黄克诚之手安排的。

孔宪权的老领导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得知孔宪权还活着，也是非常高兴，立即将他的情况转报相关部门。消息传到中共遵义地委，其身份很快就被得到确认，不仅恢复了党员身份，而且被任命为所在区域的副区长。于是就有了相关领导亲自到孔宪权家中探望，并请其出山任职一事的发生。

孔宪权的副区长仅当了一年左右，就因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其工作性质发生重大变化。

1952年，贵州省决定筹组遵义会议纪念馆，需要组建筹备专班。孔宪权是老红军团级干部，又参加过保卫遵义会议的战斗，具有先发优势，被相关领导看中，奉命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现成经验借鉴，也无样板模仿，一切都得靠自己动脑筋。孔宪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展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文物并整理史料，还及时启动了对会址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的工作。

1955年2月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开馆，省文化局正式任命孔宪权以省图书馆副馆长身份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在任职期间，孔宪权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如今被纪念馆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数是在孔宪权任馆长期间拍摄的。

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时期的孔宪权

1958年11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看到会议旧址保护得越来越好，文献史料越来越丰富，他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在孔宪权的建议和努力，毛泽东于1964年11月亲笔题写“遵义会议会址”。这是解放后毛泽东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唯一题词。为促成此事，孔宪权功不可没。

毛主席题辞的“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

美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哈里森，曾就红军长征问题到中国境内许多地方采访。当他从某位中央首长处听到孔宪权的奇特经历后，专门对他进行了访问，并将访问成果载入《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从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孔宪权的传奇经历。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因病去世，享年78年。全国七大军区相继发来唁电，迄今为止，能享受此殊荣的寥寥无已。就连胡耀邦也及时发来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

孔宪权以自己的赤胆忠心，赢得了党和国家的肯定。